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波
魏微是“70 后”作家中的代表，也是其中特殊的一个。魏微既属于“70 年代”，但她又时常逸出这个年代。2012年在《花城》发表了《胡文青传》之后，几乎再也没有新的作品面市。2022年底，魏微长篇新作《烟霞里》出版，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整整十年，魏微在做什么？如果一个小说家，有整整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发表新的作品，是一直在一部作品中艰难跋涉？或者是已生疏了写作这门手艺？在省作协附近的穗园小区，作家魏微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沉潜十载，一鸣惊人
《烟霞里》采用编年体形式，把一个女人的成长经历与四十年时代发展的重要步骤编织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学气质的完美对撞，完成了个人与历史的直接对话，给文学处理记忆提供了新的尝试路径和样本。
这是作家魏微积蕴十年后交出的长篇小说，被读者称之为“中国版的《悠悠岁月》”。评论家阎晶明在文章中肯定了魏微新长篇的重要突破：“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怎样的风起云涌，世事变幻，魏微用《烟霞里》对这样一个巨变的、转型的时代提供自己的小说记录。”
魏微成名较早，她的《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湖闸》《拐弯的夏天》《胡文青传》等作品都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2004年魏微获得鲁迅文学奖时，刚刚三十四岁，相当于现在的90后，就获颁中国最高文学奖。与魏微的对谈中，记者明显可以感知，她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清醒的文学方向。
魏微是70后作家中的实力派，也是评论家和读者都非常期待的当代作家。关于这份期待，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这样表达过：“魏微曾经是凭茸毛般的敏感去迫近人性，但现在，她知道，想象人性和辨识个人还要经过浩瀚的人群，需要机变百出、纵横捭阖的理解力。”
魏微坦陈，这些年，有很多人曾催促她写小说。但她迟迟不肯动笔，如今，她用《烟霞里》回应了这份期待。
70后80后90后的成长编年史
魏微在《烟霞里》里采用了极富挑战性的编年体结构方式。她借由女主田庄的出生到离开，逐年检视和铺写了田庄在1970年-2011年间的生命段落：学龄前的烂漫童年，小学中学时的叛逆懵懂，大学青涩的恋爱和对大城市的憧憬想象，工作结婚后平直疲乏的日子，步入中年的空虚与挣扎。
出生于1970年的田庄，有着乡镇、县城和一线城市三种生活体验，她的经历完美涵盖了当下大多数人的成长轨迹。上县城、离开乡土；盖房子，成为城里人；高考冲刺，南下广州；买房炒股、招商引资；互联网经济、智能手机时代等。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茅院生说：“《烟霞里》是一幅幅画面，让我们看到曾经经历过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城市化等推动我们时代发展的一行行历史足迹。既有时代的波澜壮阔，又有平凡人生的生动细节。”
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共鸣的一个角落。《烟霞里》实现了对三代人成长的编年，小说中藏有每个人的记忆元年。
编年体的写法难度很大，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先生谈到了《烟霞里》自我设置的创作难度：“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需要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融合不好就会变成社会调查报告，魏微在创作中成功克服了这些难题。”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认为：“魏微将自叙传、纪传体、编年史、综合视角、田野调查、散文笔法等熔铸一炉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文本。”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也指出：“《烟霞里》实际是两个编年体的融合。一个是田庄四十多年的人生编年体，是虚构的编年体；还有一个是这四十多年社会时代的编年体，这是一个非虚构的编年体。《烟霞里》将两个编年体置于同一个屋檐下，虚构和非虚构并存在一个文本当中，这是这个小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魏微在二十年间，成长为让我们不认识的一个魏微的原因。”
《烟霞里》有四十年波澜壮阔的生活
文学总是处理记忆，《烟霞里》同样也选择处理一段记忆，它用社会变迁与个人生活起伏所交织的力，以1970年为起点，平行推起每一年的生活流，直到2011年女主离开。
这段记忆刚刚过去，还留有新鲜的味道。所有这些曾从我们身边涌过的时代浪潮，在小说中再一次被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所卷起，它奔流、激荡，冲入我们记忆的海滩，一切过往的岁月都被还原为湿漉漉的存在。魏微沿着女主田庄人生的时空变迁，回顾当下中国走到今天的每一段旅程，只为提示：历史的潮流中有你有我，我们的今天看似各不相同，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来处。
面对历史记忆，并将它在小说中准确再现，这对善于处理内心情感的女作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魏微用《烟霞里》跨越了这个挑战。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洱敏锐指出魏微创作上的变化：“《烟霞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个人命运和大时代之间那种细小、直接的关系的建立，下手非常准确，利落，坚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指出了魏微创作的贡献：“这是一个新存在主义式的小说。它让这个时代、历史、社会的内容附着在人的身上，让人的形象本身体现出我们时代的内容。”
尽管魏微在《烟霞里》中实现一种力量的转型，但她并没丢弃此前文本中细腻婉转的抒情特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贺邵俊敏锐捕捉到了这种气质，并评价道：“整个小说其实就处在一种烟霞里的状态。”评论家丛治辰意识到魏微《烟霞里》抒情性与历史感的融合，他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潜之后，魏微那种抒情性依然在，时不时给人以惊喜，但又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内核，使得《烟霞里》既具有宏阔的历史感，又有女性抒情的特点。”
对话魏微：
家国故园是一个永恒、宏大的主题
广州日报：《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烟霞里》是由凡人琐事有序累积而成，但这些凡人琐事的细节读完，书一旦合上，就会发现我们手里捧的是庞然大物。”确实，您的创作往往甘于在“小”中探寻日常的独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亦提供了特殊的审美经验。通过这些小人物和凡人琐事，十年磨一剑的《烟霞里》，有着怎样的“庞然大物”？
魏微：在《烟霞里》的开篇，我就点明创作旨意：写一个人的出生入死，女主田庄的一生平淡琐碎，但哪一个人的一生不起波澜？
《烟霞里》中，女主田庄在1979年离开了生活了九年的小乡村李庄，来到了青浦县城，实现了母亲多年以来的“上县”梦想。田庄一家想要融入县城生活的各种努力和适应。生活的流动性，生存经验的陌生化，新生事物的持续闯入，从此成为田庄一家所要面临的永恒挑战。这些在今天提起依旧历历如在目的生活变迁，完整展示了中国传统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挑战。《烟霞里》女主田庄后来读大学、考研，又南下定居广州，她的每一次回家过年，都变成了一种警醒：故乡，是回不去了。但仍然要回。同样的命题也给到县城里的父母：儿女，长大了是留不住的。但仍然要留。于是，漂泊、返乡成为70后、80后的集体心结，流变、持守也是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核心经验。
我想通过田庄一家表达我对家国故园这一深沉主题的思考，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当然是宏大的主题。
广州日报：《烟霞里》在内容上极具当代性，在艺术上则完全致敬传统，始终把塑造人物形象当作首要任务。读者认为，“田庄这样一个文学形象即将成为文学史的经典”，还有像李庄的邻居五奶奶，让人疑心在全中国的乡村都有一个同款存在。在人物塑造方面，您有怎样的思考？
魏微：应该说，小说的女主田庄是70后一代人的典型形象，既温柔又叛逆，满心是爱又缄默不语，不喜欢出风头，内心却又骄傲又自尊，独处时欢愉，人多时无力，没有太宏大的抱负，却对自我设置明确又不低的底线。这可以说是县城青年走入大城市之后的一个写照，传统与现代在他们身上势必要撕扯一辈子。田庄的母亲孙月华同样光彩照人。孙月华勤劳节俭、泼辣能干，对子女有无尽的炽热的爱，也有永不甘心的无处不在的束缚。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中国母亲的经典代表，她用尽全力去爱自己的家人，却又不懂爱的方法，致使每一个被她爱的人都想逃离。
所以，这些人物或许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我想，所有人物的语言都要符合人物自身特点，生动、准确，这是一个小说家的基本功。写作时，我也一直在想，要矫正那些太过偏执于技术的创作认识，让小说语言回归本真。
编年体结构容易引发共鸣感
广州日报：《烟霞里》采用编年体结构方式，在创作中有哪些难度？
魏微：采用编年体的结构方式，并非想要挑战，事实上，编年体的写法难度很大，主要的难度在于：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需要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融合不好就会变成社会调查报告，编年体结构的好处在于，读者会不自觉地将个人在某一年的经历拿来跟小说人物这一年的经历对照起来，容易引发共鸣感。
广州日报：十年前您发表《胡文青传》后几乎就没有新作品，这十年，您在干什么？
魏微：实际上，如果读者看过之前媒体的访谈就知道，我在《家道》的创作谈里说到谋求改变, 因为担心自己写不出来了。我也搞不清问题出在哪儿, 就是写不下去了; 不是题材的问题, 题材我是有的。我甚至一个人租了一个偏僻的房子，闭门写作，但是我一年只能写一个短篇，像蜗牛一样爬，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静等。另外就是读书。每个作家都会经过这一关, 我们必须要学会承受, 写作就是难受的事。
在写作方面，我如果发现语言组织不够好，不管写了多少字，都要废掉，语言过不了自己的关，我就无法写下去。这十年，无论外界有怎样的猜想，对于我的写作而言，不是为了出版和获奖，也不是想让别人记住我的名字，而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魏微不是我的名，作品才是我的名。
现在我想，我是一个执拗的人，这十年，沉潜在历史的卷帙中，迷失在家族年谱的册页里。我并不是淡忘了小说家的职责，反倒是太过看重。着手给虚构文学做非虚构文学的功课，尝试给小说嫁接生活鲜活的枝叶，寻找一个新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