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廖雪明 摄

扫码看视频，听何镜堂院士谈他对文化公共建筑的理解。

　　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不仅是丈量一座城市的尺度，也蕴藏着人们的“精神家园”。

　　在广州，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之作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到刚落成开馆的中华文化殿堂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时光流转四十年，时代在变，文化永存。这两座站在时光两端的作品，也标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从事广州“文化地标”设计的四十年。四十年来，从文艺范十足全面展现广州老城市新活力的城市规划展览中心到科技范满满如同一座开放式“社区公园”的广州南沙科学城科创交流中心，从白鹅潭畔刚刚封顶的“三馆合一”项目到最近入选第九批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城市会客厅”海心桥……他在广州留下了一件件倾心之作。

　　不仅如此，近年来，广州文化馆、广州美术馆、广州科技馆等一系列公共文化建筑或启动或落成，一首又一首以文化建筑为媒的城市变奏曲在广州响起。在何镜堂看来，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一座建筑的最高境界是留下有影响力的文化。正因为如此，他坦陈自己尤其喜欢挑战带有文化体验的建筑，哪怕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他依然坚持做建筑设计中的“运动员”，与年轻人比拼，在实践中留下一件件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作品，用建筑书写人生、记录时代。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除署名外）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申卉

　　时代在变

　　建筑的文化标志性不变

　　广州日报：一直以来，您从事了大量公共文化建筑的设计，很多成为今天的广州“文化地标”，您认为公共文化建筑对于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与其他建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何镜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在我看来，一座建筑的最高境界，同时最终产生影响力的都是文化。比如我们以前到国外去看经典建筑，最终对建筑留下印象的，其实都是因为文化。像是悉尼歌剧院，这个建筑从20世纪70年代正式投入使用，不到50年的历史却跻身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为什么？它本身是一座歌剧院，是让人进去看表演的建筑，但现在绝大多数人却不是看演出，而是看这座建筑，看建筑当中体现出的澳大利亚创新精神，以及建筑与海湾的高度融合，并从中获得感动。我已经去看过三四次了，每次都很受启发。类似的建筑还有天安门，比起建筑本身的功能，更重要的同样是它背后的文化意义，是让我们从中感受到国家的强大、民族的自豪感。

　　所以说，文化是一座建筑的灵魂。这也是我设计建筑时最重视的一点。当然，建筑的功能很重要，也是建筑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过，当解决了功能性问题之后，最能打动我、感动我的部分还是它的灵魂，也就是它的文化。

　　正是因为文化的博大精深，我觉得从毕业到现在80多岁了，我的一生都在学习建筑、理解建筑、创作建筑，我也从大量的建筑创作中总结出我的创作理论—— “两观三性”理论。具体来说，就是建筑需要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和谐统一。只有掌握了这条主线，再去做建筑设计，就算不能100分，但也不会离谱。所以我认为，要做出大家比较认同的作品，出这么多精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始终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广州日报：您当时回广州，最早参与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是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如今跨越近40年，您又设计了极具时代标志性的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在您看来，设计文化建筑中的“变”和“不变”是什么？

　　何镜堂：我45岁才从北京回到广州，当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刚刚回到广州，参与的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工作就是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当然那时不止我一个人，还有莫伯治院士，他是我的长辈，我们一起合作。这个博物馆非常强调文化，但在建筑中怎么体现汉代？我们希望这个建筑既要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又要是一座新建筑，也就是说，它既能体现出汉代建筑的特征，又要用现代的手法表现出来，所以这个建筑即使是现在看也不觉得古老，而是一个现代建筑。

　　到后来，我开始参与大学校园建筑的设计，这也是文化建筑的一种。在这个过程中，我研究怎么规划大学，如何让大学能够满足现代人才培养的需求，我悟到了一条道理，就是环境育人。一所大学，不仅需要提供讲课的教室，还要重视师生之间日常聊天互动的空间，绝不仅仅是上课学习，而要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大学环境来培养学生，所以现在大学都很注重环境设计，提供很多交流交往共享的空间，以这个观点为理念，我们的团队做了几百所大学。

　　再到刚落成的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我们最希望体现的是国际视野、中国风范和岭南特色，希望把世界的眼光、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地特色结合起来。而这座建筑最后落成，也让我觉得很惊艳，比我想象中更恢宏。从图纸上还看不出这样的效果，一到现场，大山大水之间完整地感受到建筑的文化魅力，就会觉得非常震撼。

　　所以，我一直特别喜欢做这类有文化体验的建筑。做这类建筑，万变不离其宗——建筑创作最基本的是功能，兼顾安全好用这是前提，但光有这一条不行，还要有文化标志性，文化才是建筑的灵魂。

　　建筑师应具有历史责任感

　　以建筑记录时代

　　广州日报：您强调的文化性，具体是如何体现在建筑设计中？

　　何镜堂：文化性的背后，我认为建筑师应该具有历史责任感，以建筑记录时代。我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广州发展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经历过许许多多重大事件，每一个重要的时代，都是由很多具体事件组成的，例如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我很重视以建筑记录时代，我跟我的团队一起做了很多记录时代、代表时代的建筑作品。例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将来过了100年，大家谈上海世博会，就会想起中国馆这个建筑，所以这是一个永远保留的作品。

　　还有海心桥，我们同样将它作为文化建筑来设计。首先它的地点很重要，它在广州城市中轴线和母亲河珠江的交点，是广州最热闹，也最能体现广州现代城市特色的一个地点。所以这个桥，不仅是一座解决交通问题、把两岸连起来、串起城市中轴线的步行桥，整个建筑要非常讲究造型感和艺术性，弯曲的桥体感觉像是拥抱着珠江母亲河。我希望这座桥能呈现出无论是你在桥上看别人，还是别人在桥下看你，都是好看的。

　　同时，桥也体现出广州的文化特性。具体用什么意象去呈现？一是古琴，二是水袖，三是花船，这些文化元素都是广州特有的，但我们不能具象地表现出来，必须要抽象吸收，这就成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海心桥——既是一座可步行的交通桥，又是一座艺术桥，还是一座人文桥，同时也是民心桥，大家都喜欢。你既可以快步通行，也能够休闲慢走，不仅解决交通问题，还能为大家聊天休息、欣赏广州，甚至为小型音乐会提供场所，可以说是一个公共的城市客厅。所以我们做一个建筑的时候，不仅要满足大家的生活需求，同时也要能标记时代，这是我们的文化追求。

　　广州日报：对于广州接连落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如何推动广州文化强市建设，您有着怎样的期许？

　　何镜堂：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条件有限，所以建筑师把精力集中在做好用的建筑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品质的提高，对建筑的要求也是不但要好用、好看，还要有标志性。什么叫有标志性，其实就是文化性。真正有文化的建筑才能长期保留。

　　最早，我们做建筑还是学习国外比较多，早期学习是需要的。改革开放初期，一开始还比较保守，做多了才慢慢觉得缺少自己的文化特性，我们开始强调要有文化自信。当然，我也不同意只是拼凑中国元素或符号，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不是学习某个符号、某个构件。年代不同，材料也不同，我们是需要这种精神，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师法自然、和谐共处等。

　　岭南文化有什么特点？岭南文化是多种文化的融合，既是中华文化，又要体现我们当地气候环境所带来的特殊性，这是地域文化或者说南粤文化。还有广州作为商贸城市长期跟海内外沟通，这之中所带来的外来文化。所以做岭南建筑，也要提现这三种文化的共同影响，呈现出多元性。再者，岭南人实干通融、注重创新求新，再加上岭南的气候环境，需要遮阳隔热、通风防潮，要结合这种特点，不仅仅是一个构件，而要融入新材料、新技术和新的审美，将建筑变成现代的。

　　广州日报：文化建筑可能跟文化艺术很不一样，既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同时也不能孤芳自赏，需要经受大众的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假如说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您怎么看？

　　何镜堂：现在我已经想得很通了。为什么？第一，我知道建筑没有100分，没有唯一性。第二，建筑就是实践的科学，必须亲自动手、不断地做，才能体现出来，建筑是靠作品说话的。所以我必须参加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让大家来评判我。

　　当然，我认为我也有正确的创作理念。现在都说产、学、研三结合，我还讲究一个“三结合”——理论、人才、团队的结合。其中，理论就是我提出的“两观三性”建筑创作理论。但光有理论不行，还需要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所以我自己培养研究生，我每年都带几个研究生，几十年攒下来，我们团队有200人了，绝大部分是我的学生。光有人才也不行，同时还要有可以合作共事的团队。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自己现在承担着三种角色，一是教练员，二是裁判员，三是运动员，这也是我最主要也是最喜欢的角色，我喜欢自己做，喜欢带团队做，这样才能靠作品说话。